褚老是中国企业家群体之中非常具有辨识度的一位,此前没有哪位企业家能在年近古稀之年再次从零开始创业并东山再起;也没有哪位企业家在坐牢了之后,还能获得主流商业圈的尊重;可以说,在商界除了褚时健以外没有第二人。
与他同辈的风云人物牟其中虽也坐过牢,出来了,我不知道他能否东山再起?因为跌入低谷之后再成功有一些偶然因素比如,体力是否跟得上,思维是否能够适应时代,能不能活到开花结果的那一天。还有一个很重要外部因素,有没有贵人愿意帮助。牟其中就和其弟子冯仑、潘石屹闹翻了,性格太过于强势难与后辈相融也是考验。
褚时健之所以能成为超级IP,除了与其退休前为国企创造的惊人利税以及老骥伏枥再创业奋斗精神以外,我觉得还有两个关键人物,这两个人构成了褚时健二次创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一个是从名人背书的品牌势能层面,一个从是商业策划和市场落地层面为褚老保驾护航,相辅相成。
第一位是王石。王石在退位之前是中国地产教父,王石在中国商界尤其是在MBA圈内久负盛名。为什么呢?因为此前老板给人感觉是一言堂集权式的,只有王石身体力行的提倡“授权”给职业经理层,闲时登山、游学一样把万科做成国内十多年来地产公司NO.1(虽然这几年被恒大超越了),对企业管理层与老板之间关系做了榜样。王石爬珠峰后去哀牢山拜访褚时健时说“就像是拜神一样”。
这样一位商界领袖都是褚时健的粉丝,那其他人是不是没有理由不崇拜褚时健;实际上,崇拜褚时健的人还有柳传志、马云、俞敏洪、王健林……这其中任何一个大佬都是当今行业中的教父级的人物,但他们都没有像王石那样与褚时健之间形成如此强烈的犹如师徒之间的精神联系。
第二位本来生活网创始人喻华峰。本来生活网其实是一个卖水果生鲜的O2O公司,既有线上运营和电商渠道,又需要深入到商品供应链之中。而褚橙在推出市场时候,要面临众多的困难,比如如何把云南玉溪山沟的水果运输到大城市,一些生鲜之所以价格高是因为本身的运输成本又非常高,这导致渠道商会想办法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导致果农没有积极性从事生产和提升品质。一开始褚橙种植出来并没有很好的销路叫做“云冠橙”但是后来褚时健的夫人把名字改成了“褚橙”之后才开始引人关注,从中可以看出褚时健出来之后还是非常谨慎小心的。
但是喻华峰出现解决了褚橙最担心的销路问题,喻华峰身边还有一个策划高手,也就是本来生活网联合创始人胡海卿,胡海卿把“褚橙”基于褚时健的人生故事策划成为一个“励志橙”的IP。“人生总有起落,精神总可以传承”,一语双关,当褚橙空降至北京市场时,这样文案一下子能够击穿很多北漂青年的内心,引发强烈共鸣。你买的褚橙就和其他橙子不一样了,你是在“传承”一种不服输的奋斗精神。而本来生活网也依靠“褚橙”这个单品引爆了整个市场,并且快速在品类扩展以及供应链整合上占据了优势,可以说是相互成就了。
至今为止,其他很多水果试图模仿褚橙打造成为IP但是罕有这么成功的,据阿星了解,柳传志推柳桃、潘石屹推潘苹果都找过从本来生活网离职的胡海卿做商业推手。褚老的离世之后,我发起了一个小调查,“除了褚橙,真正实现标准化生产、有品牌IP的农产品还有没有?
从朋友圈收集了很多答案包括“潘苹果、17.6度橙、网易未央猪肉、崔永元牛肉?柳桃、爱媛38号、伊势鸡蛋、西域鲜果、中卫西瓜、赣南脐橙、小罐茶?新希望?阳澄湖大闸蟹、百瑞源枸杞、普洱茶”等等。很多产品尽管相对知名、品质也很好,但故事IP内核都很难有如此强的感染力。褚橙的成功,的确是传统农业品牌化的一个奇迹。
不过,我们还要弄明白的是,褚时健对于企业家的人格感召力,以及“褚橙”作为一个品牌的巨大成功,并不代表褚时健本人生前就由此翻身无罪了,否则就会有人不服,并且翻起旧账来。不可否认的是,褚时健直到离世依然是保外就业的戴罪之身。
我看过一篇新闻报道里还有一个细节,褚时健的老伴马静芬因为生病之后在医院,远在新加坡的儿子褚一斌回来探亲,褚时健看到儿子之后激动从椅子上站起来“进来的时候没有问题吧?”还有一个事例,褚时健去镇上买东西、镇上的小偷因为认得褚时健偷了他几回钱包,他儿子让他把钱包揣在皮衣里面,因为小偷知道他本身就是蹲大狱出来的不敢维权所以才肆无忌惮。褚时健的家业有很多公司,都是其夫人马静芬担任董事长以及企业法人,很多产业也是交由其儿子以及外孙女婿等打理,由于法律身份的问题,他担任的是顾问,更多是精神领袖并且培养下一代成为管理者的使命。所以,在现实生活之中褚时健依然处在弱势的,尽管人们给予这位创业老兵给很大的宽容。
很多人创业是为了钱,有的创业是为了名,我觉得褚时健一家在晚年创业是为了“救赎”。
褚时健有能力把一个山沟里亏损的工厂能够打造成国内最大的烟草厂,但是工厂毕竟是国家的,更何况本身烟草就是国营专卖,褚时健所调动很多资源也是有公家的。中国人对于不依赖公权力的白手起家有着天然的崇拜,褚时健在晚年只有通过自主创业,“活着就要干点事”,才能让一家人重新被主流社会所接纳。
褚时健的救赎还能够从他晚年准备把自己的家产由外孙女婿李亚鑫继承一事的犹豫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女儿在监狱中自杀抱有深深的自责以及忏悔,这种对国家、对家人的亏欠感以及还债的意识,构成了褚时健晚年殚精竭虑的精神支柱。
褚时健在接受腾讯新闻财约你栏目采访时:“人生哪个没有错,错可以改正,人总要为社会为国家做些贡献,有朋友劝我算了不要干了,我说不要再错总是能做到的。”而褚橙作为褚家家族企业的品牌,本身也是民营企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农民脱贫致富的典型,因而可以说,褚时健能够证明自己能够在体制内与体制外均能够开创一番事业,他所创造的功业是让人心悦诚服的。
其实中国人并没有“赎罪”的意识和传统的。在基督教文化之中,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怀着“原罪”的,加尔文教徒认为只有不断通过勤奋的世俗劳作、职业的修炼,并且本身保持生活简朴拒绝享乐才能摆脱罪孽,最后升得天堂,近代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这种极具入世敬业的精神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
褚老是地道的云南人,而他晚年创业的状态反而非常接近了以创业作为重获社会认可、洗涤罪过的途径,并成为全社会“双创”浪潮之中独特的存在。人非圣贤,尽管圣人化吹捧有些过了,但对于这样一个人,的确是一个“大写的人”、“了不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