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注：一位身穿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激进主义者在比利时，也有一些支持政府对大科技法规的粉丝。Kenzo Tribouillard /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这件事已经发酵了几天，看起来像是Facebook与政府之间的问题，但其实没那么简单。
2021年2月18日，澳网民早上习惯打开Facebook时，关于澳大利亚的新闻信息一点都没有，发懵的澳洲网民再仔细一瞧页面，怎么全部都是空白？
原来，Facebook抱着“宁可错杀一万，也不放过一个”的想法，简单粗暴的屏蔽了澳大利亚所有的新闻内容，并限制了澳网民在脸书分享和获取新闻，以及包括该国政府部门、社区团体、工会组织、慈善机构以及政界人士的几十个脸书账号当天也被封禁数小时，广受波及。
澳大利亚政府就《新闻媒体协议规范》，给出了一个时间节点，供厂商来讨价还价。而与Facebook在一条船上的谷歌，虽然也与脸书共同反对澳大利亚推出的协议规范，甚至还威胁的说到关停在澳大利亚的服务。
不过谷歌很快就妥协了，并与澳大利亚多家媒体展开谈判。
随后，多米诺骨牌效应产生，多个国家见之有效便有意推行澳大利亚的做法，据路透社报道，加拿大文物大臣史蒂芬·吉尔伯特（Steven Guilbeault）表示，加拿大将根据澳大利亚法律制定自己的立法。美国国会议员罗德岛（Rhode Island）的戴维·西西林（David Cicilline）提议的法案中也有一些相似之处，该法案将为在线内容的发行商提供一个临时的安全港，以就其内容的发行条款与主流在线平台进行集体谈判。
其实企业及政府之间的“谈判”，已经进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阶段，而这件事的本身也就是“鸡生蛋、蛋生鸡”的争论：
究竟是平台依靠内容而为媒体带来更多的流量？还是媒体的内容让平台更有价值？
本来双方之间的利用可以实现双赢的局面，但是双方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变为了双输的现状——奥媒失去了一个宣传的途径，Facebook失去了一个大体量的客户。
甚至还变成了三输的状况，无辜的澳洲网友苦不堪言，现在连个天气、疫情等信息的获取都变得极为困难。
同时许多批评澳大利亚新法律的人指出，新闻集团在澳大利亚媒体中占主导地位的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可能会从中受益最大。毕竟，法律颁布后将要求Google和Facebook向默多克（Murdoch）支付费用，默多克凭借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巨大影响力推动了此类立法多年。
举个详细的例子：新闻集团已经与谷歌达成了一项多年，数百万美元的交易（Facebook的禁令在宣布与谷歌新闻集团的交易数小时后宣布并实施）。澳大利亚其他媒体巨头，七个西部媒体和九娱乐公司，还与Google达成了一笔大交易。但是，法律（或法律的威胁）如何使没有足够资源或能力与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之一进行交易谈判的较小发行商受益，还有待观察。
所以回头来看，澳大利亚的政策实施实际上是为了扶持媒体广告收益疯狂下跌的趋势，因为早在2005年，澳大利亚印刷媒体的广告收益疯狂下跌，还有不少媒体裁员或者直接倒闭。2018年的时候，属于媒体的广告收入，有超过八成都进入了谷歌和脸书的口袋。
澳政府说自己其实是“不得已”才这么做的，毕竟“现在澳大利亚的新闻业处处受敌。而媒体业是否强大，与维系民主体制息息相关，因此需要为新闻业寻求财政支持。”
企图将媒体收益问题“甩锅”给资本的运作，澳政府以此来逼迫平台付费，想要简单粗暴的解决日益渐衰的新闻行业问题。
而另一方面， Techdirt创始人兼媒体分析师Mike Masnick认为Facebook完全有权进行自己的工作。他甚至辩称，新闻禁令符合“自由开放的互联网”的最大利益，因为澳大利亚法律将迫使谷歌和Facebook支付“链接税”，他认为这是“固有的问题”。
Masnick写道： “一群懒惰的报纸高管们未能适应并想出更好的互联网商业模式，不仅想要流量，还想要获得报酬。”
但是谷歌及Facebook其实占据了澳大利亚超过80%的线上广告收入，在事实上确实构成了垄断，更有40%的网民，直接把Facebook当作自己的新闻来源。
然而Facebook不仅没有直面自己的垄断问题，甚至赌气关闭了大部分重要的信息，其中在阻止新闻内容的同时，无意中冻结了消防和紧急服务，家庭暴力慈善机构以及政府卫生机构的账目时，就表明了Facebook的影响力。
Facebook也知道自己理亏，所以事件的当天下午，就恢复一些重要账号的正常使用。
路透新闻学研究所所长拉斯穆斯·尼尔森说：“这说明了私营公司在公共场所发挥的非凡力量。” 他表示：“全世界许多政府和政治家对此都很关注，并希望对其行使权力的方式进行更直接的政治和监管监督。”
整个事件看来，澳大利亚已将Facebook作为内容的输出方式，单一的形式事实上就像是所有的鸡蛋装在了一个筐中，篮筐甚至直接决定了鸡蛋存放的问题。伦敦经济学院媒体智囊团Polis主任查理·贝克特教授表示，科技公司与大型出版商之间的安排所带来的危险在于，它们损害了没有谈判影响力的小型组织的利益。
“因此，如果您相信一个多元化，充满活力的新闻业，那么这件事的影响力会非场的小。”他表示：“对新闻机构而言，真正的损失是，广告商更喜欢在Google和Facebook及其他网络上投放广告，而对报纸网站上的广告不那么感兴趣。那是损失大笔钱的地方，但这律法的制定，是不会取代那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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