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的“第三条道路”

2020年秋天，有两件与中国工业企业密切相关的事情。

第一件，是在9月15日在上海召开的第22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简称工博会）。这是今年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全球首个线下举办的国家级工业展会——本次工博会以“智能、互联，赋能产业新发展”为主题，会期5天，参展企业超过2000家，展览规模24.5万平方米，涵盖从制造业基础材料、关键零部件到先进制造装备、整体解决方案的全产业链最新技术、产品和服务。

笔者亲身参与了本次展会，最大的感触是：现场观众人潮汹涌，而且大多都是有备而来的专业观众。让人感觉即便是疫情期间、全球经济风云诡谲的大环境下，中国的整个工业领域，依然表现出一派积极向上的求知欲和充满希望的勃勃生机。

另外一件事，是9月16日，中国互联网的领头羊阿里巴巴正式对外公布了秘密开发三年的犀牛智造平台项目，以及基于此平台打造的第一个样板工厂：犀牛智造工厂。阿里的说法是：犀牛智造平台是面向中小企业服务的数字化智能化制造平台；犀牛智造工厂则是以服装代工厂为样本，利用淘宝天猫的数据为品牌商提供精准预测，实现规模化按需生产，减少交货时间、库存和相关成本……

“犀牛智造”一经媒体关注，即得到了行业的极大关注：有人认为这仅仅是阿里套着“新制造”的外衣，继续拓展自身业务的外延；也有人认为，“这能够彻底改变纺织业，让Made in Internet成为现实”。

在笔者看来，这两种非黑即白的判断都稍显主观：仅凭一个不成熟的平台和样板工厂，就“彻底改变”某一个行业显然过分乐观，但是通过猜度阿里的意图来证明其价值，也稍显狭隘。

客观地说，如果剔除阿里对“犀牛智造”本身逻辑定义的混乱，以及对工业领域知识的极度无知，“犀牛智造”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灵感：我们是否可以借助中国发达的互联网产业，帮助中国工业寻找一条不同于以往欧美企业倡导的、更适合中国工业企业现实情况的、面向未来的“第三条道路”。

何谓“第三条道路”

中国工业在近些年取得的发展成绩，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不仅产业链完备，而且具有相当的市场竞争力。但是不能否定的一点是：在全球化的时期，中国工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始终处于低端，因此对于未来发展道路的话语权不大——关于工业的未来该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中国企业始终是重要的实践者，但是从来都不是领导者和开拓者。

关于工业未来的发展道路，最近的一次讨论始于2010年以后。当时，在整个工业领域曾经掀起了一场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讨论：所有人都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整个工业领域即将与新兴科技完成一次充分的融合，从而实现一场由内而外、由表及里的“脱胎换骨”。

这样一场讨论，随后演变出两条关于工业企业未来之路的模型。

第一种模型，是以西门子为代表的欧洲工业巨擎，他们提出了关于“工业4.0”的说法，强调未来的工业企业就是“智能工厂”。西门子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前工业业务领域首席执行官鲁思沃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未来的智能工厂中，产品信息都被输入到产品零部件本身，他们会根据自身生产需求，直接与生产系统和设备沟通，发出接下来所需生产过程的指令，指挥设备把自己生产出来。”

第二种模式来自以PTC为代表的美国工业软件领导者，他们提出了最早的“工业物联网”理论。在他们看来，未来的工业产品一定不再仅仅是由机械和电子组成的物理产品，当传感器的性能、软件的能力和电子控制等部分的能力越来越强，产品本身的智能化程度和互联网属性就会越高，因此工业的未来，将是一个“在产品与产品之间、产品和用户之间、产品与生产企业之间，建立起一个以改善用户应用为中心的信息传递机制，产品将是具有的自成长能力的类生命体”。

很快，两种说法通过“数字双胞胎”的概念完成了最大程度的融合：两者都强调未来的工业需要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进行融合，既所谓智能工厂，需要通过工业物联网来实现与虚拟世界的联通；而工业物联网在强调利用产品本身来沟联通企业与用户的同时，也承担起了改造企业生产加工环节的智能化改造任务。但是两者的区别依然存在，即：“智能工厂”定义的未来工业企业核心是物理世界的生产加工；而“工业物联网”强调的未来工业企业动力源头是虚拟世界的设计、仿真和优化。

黑格尔曾经说过：所有伟大的历史事件都是会重复出现的，只是第一次出现是以正剧的形式，第二次出现则是以闹剧的形式。对于中国工业企业来讲，无论想通过学习“智能工厂”模式实现整个行业的整体升级，还是通过跟随“物联网”模式完成弯道超车，实际上都是不现实的选择：即使不考虑中国企业与欧美企业完全不同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仅比较两者在全球产业链当中所处的位置，希望通过跟随的方式来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和生存空间，本身就缺少具有说服力的实践性——中国企业需要一条不同与两者的“第三条道路”。

“犀牛智造”最有价值的部分，不在于平台和样本工厂，而是其为中国工业企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尝试：不同于“智能工厂”和“工业物联网”将焦点都放在工业企业本身的设计或者生产加工，中国工业企业实际上可以将视角拉开，从更高的层面，将交易环节也纳入进来，利用中国发达的互联网产业和新兴技术——互联网、5G、AI等——将工业企业自身的数字化与全社会的数字化进行融合，使工业企业的“数字化”成为全社会数字化的一部分，并将贸易本身作为驱动工业企业业务的源头。

从单一工业企业的角度看，这种模式能够让终端用户的需求成为驱动工业企业业务运行的动力源头，从而推动实现工业企业在业务模式、管理方法和运营方式等方面的整体的跃迁；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工业企业则能够为整个社会以更环保、成本更低的方式，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这或许就是构建数字化社会和数字化经济的理想状态。

当然，这种更宏观的工业企业数字化框架，依然需要以工业企业自身的“数字双胞胎”为内核，只是工业企业不再需要 “智能工厂”和“工业物联网”作为最终目标，而是阶段性指标。

如何实践“第三条道路”

从某种程度上看，以构建数字化社会、数字经济的方式，来赋予工业企业更多的数字化价值，全球唯一可能实践的，唯有中国工业企业，因为这里是对“数字化”本身的关注度、参与度最高的地方。

从政府层面讲，2020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出“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一时间“新基建”一词备受社会关注。根据官方定义，“新基建”主要包含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很显然，构建一个以数字化经济模式为导向到数字化社会，正在成为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国家战略。

从产业方面看，中国的互联网、5G等产业已经具有向国际巨头挑战的实力。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在2020年9月30额日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已经平均达到67%，农村的互联网普及都已经达到52.3%。与此同时，5G用户已经超过1.1亿，5G终端连接数已经超过6600万，在建的“5G+工业互联网”项目已经超过600个。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疫情期间的“健康码”：在很短的时间内，各地都出现了记录个人行动轨迹的移动端应用，通过将个人行动轨迹与疫情大数据进行比对，从而筛选和定义健康人群——这已经将“数字双胞胎”从工业领域应用到了全社会，实际上每个现实世界当中的中国人，都已经拥有了一个在虚拟世界当中的“数字双胞胎”。

应该说，整个中国社会的数字化进程为构建数字化经济提供了庞大的用户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工业企业的“第三条道路”实践提供了一种优势和可能。但是要真正实践这样一条道路，仅凭粗糙的“犀牛智造”当然是不够的，其至少还需要来自互联网行业企业的更多投入和工业企业自身能力的提升。

互联网企业投入更多精力反哺工业企业，最基础的做法是像“犀牛智造”一样，直接输出自身能力。中国电商兴起很大程度上，归结于解决了面向个人消费者的交易节点。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在中国互联网企业对于终端用户的了解程度，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同类企业。试想，如果有更多的互联网企业跟随“犀牛智造”的脚步，构建更多的面向工业企业的对接平台，那么以往积累在互联网平台的海量数据即可形成最直接的用户需求，完成从社会到企业的数字流动和价值产生——这可能是目前可见的中国工业企业未来数字化实践最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他地区的企业短期内将难以学习和复制。

互联网企业反哺工业领域更深一层的做法，是输出一些构建业务场景的能力和思路。今年3月，笔者采访了一个由85后创始人建立的极具野心的公司——51WORLD，其目标是“地球克隆计划”：打造一个真实、完整且恒久的数字孪生世界。创始人李熠出身地产行业，他向笔者描述了一个具体的应用场景，是利用数据在虚拟世界建立一个虚拟的港口场景，不仅可以做到对整个港口工作流程和环境的可视和可控，而且还能够帮助港口管理者，通过对数据的整合分析，优化日常管理流程，找到更优化的解决方案。而这种所谓“数字孪生世界”虽然与以往工业领域的“数字双胞胎”能够发挥同样的价值，但是又具有明显的不同：在51WORLD构建的虚拟现实世界模型中，更加强调对数据的利用和处理，而不在意数据的来源是CAD构建的三维模型，还是来自GIS的地理信息系统，或者是照片、传感器……换句话说，51WORLD实际上是从更高的视角，帮助终端企业以最终用户的需求为出发点，用互联网思维，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数字化逻辑：关键在对数据的应用，而不是数据从何而来。

互联网行业的反哺是工业企业走上“第三条道路”的外因，自身能力的提升，则是关键的能在动力。

对于中国的工业企业来讲，自身能力提升同样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工业企业在设计、生产、制造、加工等业务环节相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就是利用新兴IT技术实践企业数字化运营相关能力的延续。

对于中国的工业企业来讲，无论“中国企业制造不出一个合格的圆珠笔笔芯”是否真实，其实际都是一根心头的刺：中国工业大而不强，主要是在一些例如材料、架构设备等核心的业务环节，缺少足够的核心竞争能力。本次工博会上，笔者注意到，中国的工业企业已经开始注意到相关问题，并且开始着手解决：一位国内著名工科院校的博士生，在苏州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专司研发电机及伺服驱动控制器，目标就是打破国外同类产品的垄断，实现在工业企业关键核心零部件的能力越迁。而这类的企业，虽然在本届工博会上展位并不大，但是数量众多——这或许就是中国工业企业能够保持如此积极向上的动力所在。

而在利用IT技术方面，中国的工业企业从来不缺乏尝试和探索的勇气，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利用CAD技术实现“甩图板工程”，到实践ERP对进销存进行管理，直至亦步亦趋地实践智能制造，中国工业企业在以往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而要实践这种类似“以销定产”的数字化社会模式，显然“智能工厂”和“工业物联网”依然是这种能力的基础，其决定了工业企业自身的柔性和灵活度。从这个角度看：以往中国工业企业在信息化和数字化建设方面投入的多少，决定了其是否可以走上“第三条道路”；而未来在这两方面持续投入的力度，则决定了我们理想的工业企业的数字化经济社会，能多快来到眼前。因此，包括欧洲和美国的工业企业数字化技术和产品，依然对中国的工业企业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写在最后

中国工业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节点：在全球产业链震荡重组的大环境下，如何重围，找到一种更加符合自身现实情况的未来发展之路，可谓是当务之急。沿着他人的成功之路是否一定会抵达自己的成功彼岸？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如何发掘自身潜力？笔者意在抛砖引玉，相信中国工业企业应该有足够的智慧，去找到真正适合的“第三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