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地摊文化大战

6年前的中关村创业大街，创富神话颇有市场。

那时2014年夏季达沃斯刚过，“万众创新”是960万平方公里的主题，“去到雷军还没到达的彼岸”，豪气干云，英雄不问出处，激荡着每个角落。

现在换成全民“练摊儿”，更有烟火气，再造马云的可能性，理论上仍然存在。

2015年李佳琦是南昌中山路天虹商场的销冠，2016年转战淘宝直播，干的事没变，变的是身份，从欧莱雅BA变成了GQ笔下的全民偶像。

1993年30岁的黄启美从老家来到北京，在三元桥西侧的电线杆下支起了小摊，卖的是麻辣烫和酸辣粉，几年后有了老万记的招牌，也有了男主人回乡做房地产的传闻。

金字塔尖的那一小撮人，早就为成功做好了准备，技术进化、政策红利之于他们，不过是通路放大器，让个人奋斗有了更宽泛的教化意义。

至于芸芸众生，就要想清楚，新机会之于你，到底是生计还是生意？

准备练摊儿，选品、选址、进货渠道、价格策略、营销方式都是基本技能，本质上考验的是你过去混社会的人脉和资源积累；

大多数人并没有碾压别人的特殊能力，所以最关键的是市场容量。

简而言之，你要和谁PK。

几年前“洛阳草根”谢云峰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摆摊的视频火了，让很多人了解了美国的Food Truck，谢云峰几乎不懂英文，只做肉夹馍或凉皮，但一天能赚七八百美元。

这段传奇有几个关键的背景信息。

1、美国没城管，但审批极严。

Food Truck需要普通商业经营许可证、流动商贩许可证、营业税证和健康证4证齐全，摆个小摊卖书籍、CD、工艺品等等，要有绿卡，要交税，如果要卖绘画等，要有一定比例的原创作品，使用话筒和扬声器的街头艺人，要花45美元办许可证，不插电清唱随意。

2、税费很高，名目很多。

Food Truck有执照更新费、保险费、销售税、餐车维护费、燃油费、食材费等等，按纽约的标准，每月是2000美元的水平。

3、执法到严苛的程度。

卫生局有便衣巡视，警局有专人负责，对出摊时间，人员着装，制售流程，食材温度等都有规定，违规就是200美元起步的罚金。

4、总量管控，严进不出。

纽约的Food Truck共5100个（其中2000个是季节性的），其他非食品摊位3000个，总量不再增加，从2011年起也不再接受非退伍军人的申请，接盘者只能租用他人证照。

这种极不友好的管理带来了什么好处呢？

1、街商密度保持在公众和监管的容忍范围内。

2008年布隆伯格在第二个纽约市长任期内，把Food Truck确定在每5个街区1辆的标准，能见度合理，亲和力在线，当然也没什么争议。

2、Food Truck美食网红化。

由于数量有限，密度不高，业者不必低价抢客，有时间改进产品，很多Food Truck从街头走向厅堂，著名的shake shack传说原来也是麦迪逊公园起家，后来变成全球连锁，其实这是谣传，shake shack是餐饮巨头USHG创始人的副牌，选择出街只是为了调试口味，但也说明街头美食的影响力。

3、收入达成原始积累。

按“洛阳草根”自己的说法，他的固定成本每月2000美元左右，罚金等各种不确定支出2000美元，月收入稳定在2万美元以上，足够让工薪族眼红，比他更红的Food Truck如果坚持做下去，完成从街头到全球连锁的逆袭不无可能。

而且现在Food Truck也收小费，稍微挂点网红相的都会弄个iPad，跟食物一起递过来，让你选择给几美元的小费，有点打赏的意味，日积月累相当可观。

但问题来了，美国地摊文化有社会经济意义吗？并没有。

按The Street Vendor Project（街头商贩项目）的最新数据，纽约街头商贩养活了2万名从业者，每年经济贡献2.93亿美元，与纽约1.1万亿美元的GDP相比，存在感微弱，对就业和经济的拉动九牛一毛。

从模式上说，这就是个福利政策，纽约许可证分三类，一般摊贩，食品摊贩和专供退伍老兵的，总量管控（1983年起就没发过新证，200美元的许可证黑市炒到2.5万美元），以Food Truck来说，定位和美誉度与传统餐饮有冲突是必然的。

这次疫情期间，纽约消费者事务和商务许可委员会讨论扩大餐馆的外摆授权，The Street Vendor Project就持反对意见，要求餐馆的外摆位必须距离路肩5英尺，而Food Truck一般都是2.5英尺，其他如选址、路权等都有博弈。

从负责实施这个项目的罗克韦尔公司的草图上可以看出，餐馆的外摆位未敢侵占人行道，而Food Truck的位置反而不错。

所以这跟我们的地摊经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业态。

《国家地理》专门有一档节目叫做“街头餐车美食”，说的就是Food Truck文化，明眼人都知道，高昂规费和复杂管理决定了Food Truck只卖裹腹之物纯粹是浪费时间。

2003年中国的“放心早餐工程”，曾经试图复制这个模式，武汉最早推出了移动早餐车，但一年后就从850辆锐减到500辆，后来完全消失，北京等其他城市情况差不多。

原因很简单，管理太严，食物大多是半成品，提前封装，杜绝现制，品种单一，口味不创新也没绝活儿，基本没什么烟火气。

管理类似于Food Truck，2006年12月号的《中国经济周刊》曾经披露，北京“早餐车”要缴纳5000元保证金和2000元加盟费，原计划是每50米1辆车，密度极大，食物集中生产配送，成本与煎饼摊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2018年1月肯德基在南京尝试了移动餐车，由3名员工在10平米车厢内现制食物，但当地食药监局认定只能出售3种食物，现场不准有明火，只能简单加工半成品，所以最后都退化为啤酒节之类大型活动的标配了。

Food Truck模式的好处是容易管理，不破坏环境，网红美食产出率高，缺点是门槛高，风险大，参与者有限，对改善就业或刺激消费，基本没帮助。

我们的地摊经济不可能是单打独斗，只能依托现有的早市、夜市、大排档或跳蚤市场的集聚效应，这样即令不是尖货，也能捞到部分溢出消费。

有一点很肯定，地摊经济如果进行总量控制就没有意义了，只给快手、B站、抖音输送网红也没有价值，地摊本质上是门槛更低的“众创经济”，没有下一个马云的决心也能出道。

地摊经济火起来的前提有两个。

一是如何处理与实体店及商业地产的关系。

1980年当特朗普的身份还是一个富豪时，他从不掩饰对街头摊贩的反感，认为他们是“不受欢迎的滋扰者，偷走了商店的生意”，这话很特朗普，但代表一些人的观点。

鸡蛋灌饼和煎饼果子能否抢走肯德基、麦当劳的生意倒在其次，是否劣化街区商业氛围，进而使商业地产和住宅地产贬值是很多人关心。

按世邦魏理仕最新的《2020全球城市生活报告》，北京、上海、深圳一杯咖啡的平均价格在4.3美元（人民币30元），二人在中档餐厅吃一顿正餐的平均花销是28.6美元（人民币203元），摊贩不会冲击休闲消费，但对餐饮商家做商务餐、工作餐还是有压力的，如何缓解实体店和商业地产对地摊经济的忧虑与纾困底层民生同样重要。

二是如何把高度同质化且不具特色的产品卖出去。

地摊经济的逻辑与互联网是相反的，无论快手、抖音还是B站、小红书，都是头部吃肉，腰部喝汤，底层啃骨头，但对公众起作用的恰恰是幸存者偏差，而地摊经济的核心是普通人的冷启动，编创富神话是极其有害的。

让普通人赚钱，比寻找下一个马云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