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 单志广 公开发言整理。）
中国是世界制造大国，这毋庸置疑。按照联合国工业体系划分，中国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包含41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在全世界国家里，中国是唯一一个拥有所有的工业门类的国家。
突然爆发的新冠疫情，对于人们的生活、工作状态，以及整个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现在很多企业还处在复工复产阶段，没有达到满工满产，这对整个产业链的冲击非常大。摩根士丹利对857家上市公司也做过一次调查，数据显示：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出现高度紧绷的状态，世界原来的产业链结构和模式，都将因此可能都要重新改写。另一方面，从政府层面来讲，现在很多国家对产业的政策有深刻影响：很多国家都提出要制造业回流，甚至是要把一些在中国设置的工厂，完全搬回本土。这给未来中国的优势产业链带来很大的冲击。
面对全球化的产业链断链、外迁的影响，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策略，而且要深刻分析我们现在面临的深刻挑战。这一轮的新基建，国家发改委在4月份明确了从政策引导范畴来讲，做了界定。发改委认为新基建应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信息化的基础设施；一类是融合性的基础设施；第三类是创新性的基础设施。
因此我们看到新基建核心是以科技、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为引领、为驱动的一个新的发展策略。他跟传统的基建，能够有一些相同作用，但同时还有更好的面向未来的发展潜力，特别是对于我们未来整个产业转型升级来讲，有非常大的作用。我认为新基建是解决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整个产业链压力，包括经济下行压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解药，而且是一个必由之路。
可以说，新基建对中国经济发展，对促进数字化转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信号。我认为：新基建的核心，是数字化转型，因为数字化转型跟我们过去传统的企业信息化不一样——企业信息化，是强调通过信息化设施来提高生产效率；但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是以业务驱动，通过业务的流程再造重组，加上技术赋能，来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来形成更好的、高质量发展的效果。
进一步来看，新基建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意义，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驱动的变参数，而是变结构：通过三类设施的能力提升，解决由于结构问题带来的功能问题、效率问题和效果问题。所以我非常看好新基建对于促进未来中国发展的意义：未来新基建的核心是要驱动整个产业结构的高端化、产业体系的现代化——过去我们更加依赖传统的实体空间，现在我们又增加了线上信息网络空间，而且是融合的数字经济的结构，所以它代表未来全球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微观到企业层面，对中国所有类型大中小型企业都需要深入思考一个问题：数字化。我认为：对于所有中国的企业来讲，这种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一定是一个战略的抉择，一定是一个必由之路。是必须的，任何人在这个后疫情时代都不能再掩耳盗铃了。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的工业化还处在中后期，我们国家企业整体数字化转型的比例大约是25%，真正能够实现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并不多，大约不到7%，远远低于欧洲的46%和美国的54%。同时，中国有超过55%的企业尚没有完成基础的设备数字化改造，且制造业企业生产设备的数字化率还不到50%，应用信息技术，实现业务集成的比例不到20%。在这样一个基点上，面临数字经济快速到来所引发的新业态倒逼，实际上企业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虽然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中国企业在战略上的唯一选择；但同时，从实践路径上看，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数字化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拔苗助长的。
从我的角度看，企业数字化转型——即传统企业向现代化、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化、知识化的形态转型——一般来讲，将会面临三个方面的深刻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应用场景的挑战。流程工业、离散工业，工业企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门类，各种各样的企业，这种场景就使得现在并不存在一套技术来支撑所有的企业转型，因此就需要按照各个行业进行精细化定制。而且，每个行业里面的知识模型、激励模型都不一样，不可能完全依靠一套标准的技术模型，来解决所有的企业数字化转型问题。所以最难的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数据技术能解决的，而是要通过改造升级企业本身的业务来驱动——企业需要明确：我的业务基因是什么？我是什么样的行业？所以，企业数字化转型，从本质来讲，不是互联网+工业，而是工业+互联网。
第二挑战是数据的挑战。现在的世界是数据时代，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要以数据为核心。从新基建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新一轮的建设将要把数据和劳动资本并列为生产要素。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企业，仍然需要大量的时间来探索如何真正数据变成资源、资产，进而到资本、生产要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目前企业企业内部，产、供、销、人力管理……等各个业务部门，还存在大量的信息孤岛——企业内部并没有完全打通，并没有形成我们所说的管控一体化——灌流数据，如物流数据、供销数据，与我们生产现场的数据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如何实现企业内部业务系统的联通、进而实现数据的贯通，数据价值的发掘……直到实现对数据应用模式的转变，中国企业还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第三个挑战是系统性的挑战。整个中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从设备到决策，与我国企业原本的架构都是相悖的——中国工业企业以往强调定制化生产，是大机器、大生产模式，很显然，这并不符合数字化企业密集化、智能化生产需要求，因此企业在业务流程和模式上都需要做深刻的调整。
显而易见，应用的挑战、数据的挑战和系统难度的挑战，使得我们很多企业陷入两难的境地：不转型是等死，如果转型不好就找死。所以必由之路和任重道远之间怎样平衡？现在国家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说国家发改委会同中国网信办牵头，推动企业，特别是面向中小微企业上云、用数、赋智的行动计划，就是解决企业在面临这个短板问题，帮助广大的中小为企业能够更顺利地度过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的爬坡阶段。
总地说来，突然爆发的疫情，包括全球在经济领域的危机都给了中国企业有更好的动力，让我们过去由于路径依赖和思维惯性所导致的一些惰性，真正的动起来：过去我们可能是被动的；现在数字决定命运，我们是在主动地拥抱这样的数字化浪潮。
数字化转型，它不是物联网加上大数据、人工智能……新兴技术就是数字化转型，而是一定要通过我们中国自己的内部需求驱动，要做好内部的需求分析。而且，数字化转型也一定不是技术驱动、不是建设驱动，而是业务驱动：基于业务的发展，尊重企业发展的规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有内生规律的，每个企业都要把握好自己的发展节奏。
最后，我想说：数字决定命运，智慧引领未来。我希望在后疫情时代，中国无论是制造业，还有其他行业，数字化和转型可以走得更好，为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好的这种动力。未来的中国企业，一定可以解决所有的挑战，形成一个全新的业态、全新的模式，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全新的动力——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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